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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后，同年由胡适发起的那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百年后的今天看来，平心而论，我个人以为胡适体现出来的思维水平并不很高。
当然，由于当局封杀，讨论因过于短暂未及深入展开，这是一个因素，但另一方面，胡适本人思想的局限，也暴露在其发轫之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当中。相比之下，倒是李大钊和蓝公武两位的文章思路开阔，一下就抓住了讨论的核心，体现出了一定的哲学功底。
本文不谈当时双方的政治立场，纯就文章本身的思想逻辑和语言结构，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纵观全文并联系其后的《三论》、《四论》，可以发现，胡适时常需要为自己的言说加以澄清、解释甚至补救。这首先要归咎于文章标题容易产生歧义。因为主义具有两面性。一是作为理论体系，它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问题的研究解决离不开思想方法的指导，本身就要提出并运用主义，这就自然而然内含着各种各样主义；同时，谈论主义很多时候其实也就是在研究并解决问题。
对于主义和问题的这一关系，胡适自己在文中也说得很清楚：
“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
这就是在说，“主义”即为研究问题的实际方法，问题和主义是分不开的。因此单从这一面看，文章标题是内含着矛盾的。
而主义的另一面就是胡适接下去所说的，是那种“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的主义，那种在《三论》中同样被解释为“抄袭现成的抽象的口头禅的主义”，那种“不根据事实的，不从研究问题下手的抄袭成文的主义。”这样理解题目就自洽了。
应该说，主义的两面性这是比较容易看到的。但是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文章标题在“主义”概念上难以兼顾其两面性。歧义和争论自然就在所难免，这就需要不停地去解释澄清。
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文章甫一发表就引来了蓝公武和李大钊两位的批评。此前，胡适也看到题目中隐含的矛盾，特意在文中和篇尾澄清语义力求逻辑自洽，在此后的《三论》中同样花了相当篇幅指出蓝、李对原文本的误解，总之胡适强调自己反对的并不是最初作为具体方法的主义本身，而只是反对抽象的主义空壳。
所谓抽象的主义胡适又进一步作了阐释。概括起来两种表现：一是“偏向纸上的‘主义’”脱离“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的实际，二是主义的招牌脱离其原先的内容，往往为无耻政客利用来欺世害人，多少人头由此落地。
不过，胡适这些解释和澄清其实意义不大。难道花力气专门撰文，仅仅是要表达只反对抽象化、招牌化的主义？如此我只能说，胡适这些言说不过是些正确的废话，空洞的大道理，没有谁会去反对。首先理论要切合实际需求那不过是正常人的正常思维，谁都明白纸上谈兵的危险；即便一千八百年前不识字的王平，都知道街亭防御战当因地制宜，对兵书不可生搬硬套的道理。文章花这么多篇幅和力气若只为说明这一点，真的谈不上什么特别高明的见解。
至于“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容易沦为口头禅以至“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的危险，这一点的确有警示意义，也是文章经常为后人称道的原因。
但问题不在于以上这些无需多言的、没有谁会去反对的共识。问题在于，如何去辨明那种任由多少罪恶借假主义之名而行的招牌，它和主义本身的区别？如何去理解什么样的情况下主义是适应了实际需求，什么样的情况下则不是？怎么样的讨论是在空谈主义，怎么样的讨论又不是空谈？分不出其中区别而在这两者间摇摆不清，对某某主义抽象化的危险又谈不出具体内容表现在哪些方面，再如何警示，没有实证方法其实同样也是在空谈。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胡适思想上出现了难以克服的悖论，这跟他不恰当的思想方法是分不开的。主义固然会有抽象化的危险，但这其实是任何主义本身共有的两面性中的一面。既如此，胡适在此就不能以这种共性的方法专门来针对任何一种特定的主义，作为拒斥它们的理由，要不然会把胡适自己的信仰也给带进悖论中去。因为既然一切主义都有抽象化而被政客利用的危险，那又凭什么只将矛头指向某些主义，比如社会主义或者“公妻主义”，而不同样平等地返身指向将老佛爷赶下台的民主共和的主义呢？
同样，既然胡适认为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外来进口的‘主义’”，都存在是否切合本国实际需要的问题，那又何以独独“德先生”和“赛先生”就不是空谈的主义招牌，从而为胡适一生所鼓吹呢？
正如他在文中率先引用罗兰夫人的名言“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以警示抽象的主义招牌的危险；然而在《三论》中胡适又称赞“法国大革命所标示的自由平等，乃是对于法国当日情形的具体解决”。既如此，那么法国革命的主义到底是要谈呢？还是不谈呢？如果说自由平等本身对法国社会实际是一回事，它们思想的抽象化被政客利用又是另一回事，得分开来看；那么胡适文中特别提到的社会主义等等，又何尝不可以同样如此呢？
以上这些只是胡适思想上矛盾的一个方面。
而另一方面，主义抽象化这种共性实际上又可以用来作为拒斥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借口。这一点尤为重要。它意味着，胡适这一方法和逻辑同样也会被无耻政客利用来淡化价值理性，回避社会矛盾，轻慢思想碰撞对于人自身的精神意义，对于社会历史的引领作用。因为这世上就没有一种主义本身不可以被混淆为抽象化的招牌而少谈或者说拒谈，包括民主自由；它们也是一种好听的主义，也是一种绝对的终极价值。
事情难道不正是如此吗？不要说胡适那时候，即便时至今日，每逢社会上出现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歧争论，尤其如当下中国民主宪政这样的议题，总有那么些人站出来，要么不痛不痒、不咸不淡地空喊“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此消解思想冲突，掩盖矛盾危机；要么就将矛头转向民主价值的本身，讥讽网上的争论不过都是“民主键盘侠”的纸上空谈，声称中国“现在的社会需要”（见上文引语）最实际的不是什么民主自由，而是大家如何吃饱饭活下去的问题；除了吃喝拉撒、柴米油盐，两点一线、黄土朝天，中国老百姓根本就不知、也不需要什么民主自由。
实际情况当然不是如此。民主自由绝不仅仅只是跟我们生活毫不相干的抽象主义。民主就是生活，它就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如果没有当年“黑猫白猫”争论中的经济民主，又何来今天所谓世界第二的经济奇迹？要知道那时候老百姓连卖个茶叶蛋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要被问罪。所以民主不是别的，民主就是当人们困于贫穷而忍饥挨饿时，他们就有挣钱发财的自由要求；民主就是当人们遭受资本与权力的压迫时，他们就有法律面前平等、社会财富公正分配的生活要求。那种代中国老百姓立言，认为民主与老百姓生活无关的种种论调，要么无脑，要么别有用心。
而时代的潮流同样也不会囿于胡适这样的矛盾和空谈，要不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思想界和文艺界那场“表现自我”、“人性复归”的大争论，就不会发生，也没有必要和意义。因为不顾国情和文化传统的实际，空喊“自我”、“人性”、“解放”、“人道主义”等等，又有什么用？ 然而实际上，中国当代思想史和文学史所以能流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在当时率先推动思想解放乃至整个社会观念变革的，正是这种自由之声的所谓“空喊”。
然而不管怎样，胡适这句名言总不免被人自然而然地用来作为反对当下中国民主进程的最为现成、也是最为充足的理由。它如今能够成为别有用心者手里的招牌，或者被大众人云亦云地滥用，不是偶然的，而正是胡适这种思想方法本身内含的逻辑所决定的。尽管胡适特别提醒人们不要误会他的本意，但实际效果就不是他个人所能左右的了。
2015.12.27 草就待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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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1-28 21: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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