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带头流氓 于 2024-11-15 16:53 编辑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是达龙·阿杰姆奥卢和 詹姆斯·A·罗宾逊合著的著作，首次出版于2012年，两人于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达龙是经济学家，属于新制度经济学派。罗宾逊是哲学博士和文学硕士，对世界各国颇有研究，《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国家和历史的广泛案例他贡献良多。翻开此书，看了十几页，颇觉眼熟，想来是10年前已读过。书十分好读也易懂，没有佶屈聱牙之处。书中的很多例证在中文互联网已广为流传，想来此书对于塑造现实和心智也颇有一定的影响力。
一、 制度论以及对地理、气候、文化和精英无知论的批判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是制度论者，他们认为国家的繁荣和失败，其关键性的影响因素是制度。制度分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决定了公民有没有能力影响政治人物的行为，他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去约束那些政治人物滥用委托于他们行使的权力，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而危害人民的利益。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了政治的程序，而政治程序又决定了人们会生活在哪种经济制度下。最后经济制度则决定了国家的繁荣和失败。虽然说国家中的个人才能非常重要，但个人才能需要一个制度架构来将它“转换成有用的力量”，因为人的行为终究来讲是在回应外部给他的激励和诱因，繁荣或者失败最终则取决于制度对生活在国家中的个人是否产生了正确及良好的激励和诱因。作为生活在国家中的个人，他们是否信任他们所生活的那个国家的制度和法治；他们是否担心财产权的安全；是否担心政治人物轻易的改变游戏规则；甚至是否恐惧政治人物会随意囚禁、威胁到他们和他的生计。政治制度决定了谁拥有权力以及权力如何运作，一个社会并不必然的会去采取促进经济增长和人民福祉的制度，因为采用“榨取式”的制度也有可能对统治者来说更有利。国家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其制度是榨取式的(又译掠夺式的)，而不是广纳式的（又译包容式的）。
接下来，作者对地理论、气候论、文化论、精英无知论展开了批驳。地理论的代表是著名的《枪炮、病菌和钢铁》的作者 贾雷德·戴蒙德。在其著作中，戴蒙德解释了大陆不平等的原因，包括农业和动物驯化，热带疾病和婴儿死亡率等因素对科技和经济的影响，比如有些地区上古时期没有小麦，非洲和美洲没有发现马等等因素。气候论者像启蒙时代的法国人孟德斯鸠，他的观点是生活在严寒和酷热地带的人们往往不愿意多动，而温带气候宜人，经济发展表现要优于严寒和酷热地带。文化论者像马克思韦伯则解释了清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其他的还有诸如信任、社会资本的文化论主张，还有一些文化论则主张生活在某些文化影响下的人懒惰、爱挥霍、不守时等等等等。对此以上种种，作者直言无论是地理论、气候论、文化论都不能解释那些拥有相同地理、气候、文化的国家之间的差异，并列举了西德和东德、南韩和北韩，以及美墨边境的两个诺加雷斯（诺加雷斯曾经属于墨西哥，后来北面的诺加雷斯划归给了美国，南北两个诺加雷斯之间相隔一条河，两岸在人种、血统、气候、文化上完全一致）以作为例证，指出地理、气候、文化论都无法解释两德、两韩、两诺加雷斯的巨大差异，不能证明以上这些因素与经济有“单纯和持久的关联”。仅仅只要数十年，这些在地理、文化、气候上完全相同的国家和地区就产生了几十倍的差距，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唯一的差别就是那条边界，就是那一条河、一条线、一堵墙。形成边界两边巨大差异的原因是边界两边有不同的政权，实施不同的制度，从而制造出不同的激励和诱因。韦伯的清教主义文化论，也不能解释儒家文化圈的经济发展。热带论不能解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东南亚）、博茨瓦纳（撒哈拉以南非洲），更不能解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繁荣。历史上南美也曾经比北美富裕的多，在玛雅和阿兹特克的伟大时代，北美还处于非常落后的部落文明；东南亚曾有辉煌的莫高窟文明，中东曾经是世界文明的摇篮，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历史上也曾经非常富裕。作者认为今日中东的落后，是因为苏丹的奥斯曼帝国榨取式统治下的遗留原因。最后，针对精英无知论的论点是这样说的，如果是精英无知导致了国家陷于糟糕的境地，那么显然只要采用正确和明智的建议并且说服统治者实施好的政策，就可以做到经济的成长和富裕。这种精英无知论看上去有点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美德即知识的理论，即没有人真正想要作恶，人之所以作恶是因为他们缺乏对善的知识，所以只要一个人正确理解并把握了关于善的知识，他就不会去作恶。也正因为如此，柏拉图们把善治寄希望于对统治者的良好教育之上。而本书的作者认为，做错不是因为无知或文化因素，贫穷之所以贫穷，是因为有权力的人做出制造贫穷的选择。“做错”往往不是因为犯错或无知，而是“有意做错“，个中原由自然是，在多数情况下，”做错“比”采用正确的建议“对政治人物更有利，有利于政治人物能够保持大权在握和聚敛财富。
二、制度的起源
那么人类为什么采取制度和规则下的生活，以及制度和规则的可能起源是什么呢？作者认为制度和规则的起源源于人类向定居生活的转变。植物的驯化和随之而来的农业使远古时代的人们获得了稳定的热量来源，农业的生产需要人类采用定居的生活方式。定居的生活方式要求人们建造更永久的建筑，农业耕作也需要艰苦的开垦土地。建筑和土地这些固定的财产使得定居生活下的人类群体和个人变得不易迁移，因为迁移的成本变得很高。聚落生活中的群体和个人之间总是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而定居使得聚落生活的人们无法通过迁居来解决歧见和冲突，解决定居生活中的冲突的要求和压力产生了像分工、独占、财产私有相关制度和规则创新。人们同意以相关的制度和规则来约束各自的行为，以此来交换制度生活下的获益，制度使得定居生活成为可能。制度也包含了不成文的社会规范。制度的产生又要求权力集于中一个执行和维持制度秩序的政治精英群体，这个精英群体由此获得了可以借用这种地位榨取社会其他成员的资源而获益的机会，成为定居生活的最受益群体。并非所有人都能在所有的制度下获益，因为把控了政治程序的精英群体并不一定会采用一种使最多人受益的制度。出于人性的自利，精英群体的行为更大的可能是抓住这个机会自肥。【根据这段作者对人类定居生活和制度的描述，也许我们可以说移民现象其实暗示了人们对他们生活其中的制度的不满和否定，殖民主义也可能给社会紧张提供了一个缓和冲突的出口】
三、 制度的分类和运作方式
制度有纵横两种分类，一是分为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二是分为榨取式制度和广纳式制度。这样就有四种制度，分别是榨取式政治制度、榨取式经济制度、广纳式政治制度、广纳式经济制度。榨取式的制度设计是用来向社会的一部分人榨取收入和财富，以使另一部分人——精英阶层——获得庞大的利益，其余所有人则被排除在外，所以称为榨取。其政府的治理带有强烈的专制倾向，其中一些政府具有强大的集权，而另外一些却极度缺乏集中的权威。广纳式的制度政治表现为多元化，政治权力在社会中得到广泛分配，在广纳式制度下，精英阶层的独断专行受到制约，使得精英群体难以篡夺权力以“榨取”社会其它成员的资源。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榨取式政治制度呢？首先，当然是人性自利本身，人的本性要去追逐权力、地位和利益（不是因为“无知”）。自利和追逐权力这一点对于榨取式制度和广纳式制度下的精英阶层来说是一样的。精英阶层总是倾向于采取榨取式的制度，因为榨取式的制度能够制造没有限制的权力和巨大的收入差距。只要有权在手，就有巨大的利益，巨大的利益又成为政治赌博的强烈诱因。而平民阶层常常会陷于集体行动的困境，在政治行动上不够积极。【集体行动困境是博弈论理论，我在这里举一思想实验：当涉及一项一亿元的预算拨款争取时，精英阶层（比如10人）有很强的激励去协同行动，而平民阶层（100万人）则缺乏相应的激励采取一致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对于精英集团来说，成功的行动将带来每人平均1000万的预期受益，而对于平民集团来说，即便行动成功也只能获得每人100元的预期受益。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大集团中的某位成员知道他自己的“一票”对整个集团行动的影响较小，而另一方面行动本身是要支付显性或隐性的成本的，这就导致了大集团的成员往往会采取“搭便车”的行为，其结果往往最终导致集体行动的失败。在世界上的举行选举的民主国家中投票率总是偏低说明了这一点，投票需要花时间考虑候选人；要花时间排队，人口众多的城市可能要排队很长时间，乡村则要赶较远的路；如果遇到工作日，去投票还是去工作更是多了选择上的困难。】
榨取式的政治制度一旦形成，就会转向榨取式的经济制度，榨取式的政治制度也需要榨取式的经济制度榨取到的资源来维持。榨取式政治制度和榨取式经济制度之间相互支援，政治权力用来建立恩庇网络，并搜刮和分配财富，设立独占和垄断式经营【特别是在能源、金融和基础设施领域】，将一些关键经济行业收归国有化，并将职位奖赏给政治上的忠诚者，或者将独占和垄断的经营权授予表示政治忠诚的寡头，并进行政治分肥。搜刮来的巨额财富又反过来被用来巩固他们的政治权力，一旦掌握了优势的经济资源，就可以扩充军队、收买司法、操纵选举，这样可以做到长期掌权，占尽优势的去保护和维持这套制度。由此形成恶性循坏，导致《独裁者手册》作者所说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腐败导致绝对的大权在握。”那些最腐败的独裁者往往掌权时间最久，而发达的民主国家领导人最多干上一两届。北韩的统治者无法防止饥馑，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都不如撒哈拉以南非洲，但统治者却生活异常奢靡。据说金正日有一栋七层的豪宅，内设有酒吧、卡拉OK和一个迷你电影院，地下室还有一个大型游泳池，设有波浪制造机，让金正日可以用装有小马达的冲浪板戏浪。每年光是干邑白兰地的预算就高达八十万美元【这个数据源自轩尼诗的出货清单统计】。政府的教育制度主要被用来政治宣传【愚民】，而金正日把自己的子女则送到西方留学受教育，以占尽智识上的优势。津巴布韦的穆加贝自掌权以后就大肆通过奖励公职并大幅调薪，以收买政治忠诚者。国家经济崩溃以后，更是直接通过印钞来收买政治支持，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通货膨胀，失业率高达94%，货币面值高达百亿万亿。穆加贝本人甚至还让自己中了一次国家设立的乐透大奖，奖金是津巴布韦人年收入的五倍，他本人和妻子却一直拖欠着津巴布韦供电局22万英镑的电费。北韩与津巴布韦的统治者长期掌权的事实，证明了权力和腐败之间相互支援的关系，腐败不但不是专制政权的“问题”，相反是专制政权保住大权的“秘诀”。专权的腐败集团中若有开明的改革派想进行改革，结局要么是改革派被彻底打倒，要么是导致专权集团的瓦解，但是新上台的仍有很大几率成为另一伙新的专权腐败集团。在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个例证，苏维埃共产党瓦解，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则被一小撮政治和经济寡头完全掌控。
恶性循环一旦形成，往往难以打破。一个榨取式制度被推翻，新上台的统治者也利用同一套的榨取式制度，原因不难理解，因为榨取式制度可以获取巨大利益，却对权力的行使没有什么限制，推翻并承接这一制度的人，使用和滥用权力也基本上没有限制。巨大利益的强烈诱因使得恶性循环具有很强的韧性，一个榨取式制度接着为下一个榨取式制度铺路。只要有一个从榨取中获益的精英，就有一个想取而代之的精英。【想想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和刘邦的“大丈夫生当如此”】。榨取式制度下的不同的群体和个人为成为榨取者而内斗，而不是为了权利和公平而斗争。内斗又为政治冲突铺路，最终导致政府失灵，原先的政治集权和治安完全崩溃，直到一群新的精英再次成为榨取者。【这或许就是所谓兴亡周期律的吧。】
与榨取式制度相似，作者认为，广纳式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也同样会相互支援。在广纳式政治制度下，，广纳式经济制度创造较平等的经济分配，强化财产权，打造公平的游戏平台，控制政治权力的人无法轻易用来构建榨取式经济制度，利用政治权力能够谋取的利益有限。这样对精英而言，抓着权力不放的价值大为降低，这削弱了野心勃勃的群体和个人掌控政府的诱因。这是广纳式制度的良性循环。
榨取式制度的恶性循环和广纳式制度的良性循环的作用分别使得榨取式制度和广纳式制度得以延续。
四、榨取式制度下的经济成长
那么榨取式制度下是否有可能经济成长呢？作者认为，榨取式制度也并不一定和繁荣无关。对于有些精英阶层来讲，如果想要榨取财富，首先也要创造财富以供榨取。为了能够榨取更多，精英阶层也会允许一定程度的经济成长，甚至部分模仿广纳式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二元经济、双轨制】，当然有一个不能逾越的前提是，这种经济成长不能威胁到他们的统治。榨取式制度的成长在启动时有时也会非常可观，因为精英阶层可以在短期内借命令分配资源和人员而创造快速的经济成长。不过，榨取式制度的成长天生受限，无法制造持久的增长。原因在于持久的经济增长需要创新，创新又和创造性破坏密不可分【创造性破坏源于经济学家熊彼特的概念】。由于有些创造性破坏往往不仅要在经济上以新代旧，还趋向于财富重新分配导致权力关系改变，破坏现有的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最终会威胁到精英阶层的统治，这势必为精英阶层所不允许。所以，榨取式制度较难培育创造性破坏，这导致榨取式制度无法良好的配置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资源，另外资源也需要优先奖励给政治上的忠诚者，这使榨取式制度无法产生正确的诱因，无法持久激励人民储蓄、投资和创新。作者以苏联举例，苏维埃建立初期，通过农业集体化，将大量资源从农业配置到工业上【之所以搞农业集体化，是因为苏联没有有效的税务系统，农业集体化则需要废除土地私有制，这导致当年乌克兰大饥荒，600万人饥饿而死，流放数十万人到西伯利亚】，也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成长。但这套制度无法创造正确的诱因，因此技术和才能无法获得有效的配置，社会有效使用资源的最好方法，是让人们通过市场做决定。前苏联的这套制度进步只发生在政府大量注入资源的军事和航天科技，民生方面则很少发生变革和产品创新。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民众生活的富足，而是为了去和西方竞争。1928年-1960年，苏联GDP年增长率6%，这段时间的经济快速成长欺骗了很多人，包括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当时他预测苏联的国民收入将在1984年超过美国，后来又调整到了2002年。虚假的繁荣也欺骗了统治者，1960年代，赫鲁晓夫吹嘘说“我们将埋葬你们“，你们当然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但到了1970年代，苏联的经济机器完全停顿了，70年代也是苏联笑话大量产出的年代。作者指出，像苏联这种靠政府命令来达成的经济成长虽然可以解决一些基本问题，但刺激长久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依赖个人的才能和创意，而这在苏联这种榨取式制度下不可能办到，这需要苏联放弃榨取式制度才能办到，但这样做将危及到苏共的政治权力。最后，当戈尔巴乔夫放弃榨取式经济制度时，苏共权力也土崩瓦解，苏联随之崩溃。
中国是另一个榨取式成长的例子，如上所说，榨取式制度下的统治者也会一定程度允许广纳式制度的发展。一方面是如果想要榨取更多财富，首先要创造更多财富；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些国家天然缺少资源，统治阶级需要较多的依赖民众的劳动来征税。因此在这些情况下，会允许一些朝向广纳式经济制度的做法，前提当然是在他们的政治权力相当安全的情况下，防止“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威胁。中国的成长让人联想到苏联，但作者认为中国比苏联更灵活，中国允许民间的商业发展，但党把这种经济比作“鸟笼经济”。“在中国，商业和党的关系是合则两利，商人如果有党的支持，他们所得到的合约就会比较有利，甚至可以驱赶普通民众。“但是除非中国展开根本的政治转型，否则也不太可能创造长久的持续的成长【本书写于2012年】，毕竟鸟笼里的鸟无法做到健康成长。中国之所以还大有可为，是因为还有太多的地方有厂长空间，否则这种成长终将后继乏力。只要政治制度维持榨取式，成长就一定有其本身的限制。
在解释榨取式经济成长的同时，作者批评了前些年流行的威权式增长，认为人们鼓吹威权式成长对掌握榨取式制度的统治者更有吸引力，因为这样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维持甚至强化他们掌握的权力，并“合法化”他们的榨取。那些掌控榨取式制度的人不但不会把成长看做威胁，反而会降至看做有利于统治的能力。在这一点上，不少富裕国家都是独裁政权和榨取式制度的帮凶。作者认为，威权式成长并不会带来民主和广纳式政治制度，它非人民所愿，最终也不可行，许多国家之所以会选择这条路，实际上是因为它符合精英阶层的利益。
最后，作者指出，榨取式制度的受害者无法期待专制统治者自愿改变政治制度，并重新分配社会中的政治权力，因此改变的唯一方法之迫使政治精英建立多元化的制度。这将在两位作者的7年后的著作《自由的窄廊》中，作者讲述国家和社会需要同步发展自己的能力，才能产生良好的“红皇后效应”，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制衡和信任【只有当一个人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制衡对方，才能真正产生出信任】，才能不掉出“自由的窄廊”。
五、对《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一些批评
对《国家为什么失败》的一个批评是作者对制度的分类过于简单，而现实中的因素则要复杂很多。这当然是对的，不过，所有的理论模型事实上都必需要对现实进行简化（抽象化），因为唯有将现实的杂多抽象化成概念才能进行分析，这是人类认知的基本模式。另一个是虽然地理论不能够解释大陆内部不平等，但仍然可以用来解释大陆间不平等，最明显是就是沿海和内地的差别，交通便利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些处于中心地带的显然有着经济上的优势，尤其大航海时代以来，沿海相比内陆有着明确的优势。虽然，有些国家和地区即使有着良好的海岸线，也一样经济凋敝，比如中东和北韩，但是也不能否定地理上的交通便利是一种经济上的优势。还有一种说法是，作者忽略了地缘因素，比如中世纪威尼斯的衰退，可能只是因为贸易从地中海转向了大西洋，东亚的繁荣一方面是因为沿海交通良好，另一方面是因为地缘因素，资本在选择投资地区时，也需要地区集中化【这就像是“小吃一条街”的趋向】，资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已经在周边有经济成功的国家。在东亚，日本的首先成功带动了周边国家投资的活跃。最后，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提醒，在“包容性制度”下，也可能有隐性的榨取，这种“榨取”带有“温情脉脉的面纱“。
| 
发表于 2024-11-15 16:51:48
发表于 2024-11-15 20:24:33
发表于 